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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 Livehouse 还能不能由着性子做下去?|100 个有想法的人

娱乐

在北京, Livehouse 还能不能由着性子做下去?|100 个有想法的人

孙今泾 刘平安2015-12-29 22:00:41

和麻雀瓦舍的“老钱”一样,最初因为“贪玩”建立起行业的人,玩不起了。

钱昌坤不要求别人喜欢新的麻雀瓦舍,因为连他自己都不太喜欢。
11月底,北京刚下完一场雪,钱昌坤裹件长及脚踝的羽绒外套,在 30 摄氏度的麻雀瓦舍里站着,不高兴坐下。他头戴圆毡帽,据他说,这是学的“野孩子”乐队的张玮玮。帽子上方,一盏直径 1 米的水晶灯高悬着。
自从钱昌坤在今年 10 月宣布“麻雀瓦舍”和美高美酒吧合作,他在 2009 年参与创立的这家 livehouse 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这间酒吧里复活了。“麻雀瓦舍”继续为乐队提供演出场地,但作为品牌入驻,美高美酒吧为其免去了租金。此后每个周末傍晚,保安都要在霓虹灯下不停地鼓励门口逡巡的人,“对,麻雀瓦舍在这儿”。
这儿有 7 米的挑高,适合开个容纳六七百人的 livehouse,可为了和水晶灯相衬,美高美专门吊了顶。和水晶灯一道的还有摆着马爹利的大理石高台,十几组皮沙发卡座——要坐上去,你至少得消费 2000 元。

摄影师高鹏过去在“老麻雀”拍过一些摇滚乐演出和音乐人肖像,那是一间位于双井的 2000 平米老厂房。

2011 年,民谣歌手小河、张玮玮、郭龙在麻雀瓦舍门口排练2011 年,民谣歌手小河、张玮玮、郭龙在麻雀瓦舍门口排练,摄影:高鹏

2013 年,舌头乐队在麻雀瓦舍演出2013 年,舌头乐队在麻雀瓦舍演出,摄影:高鹏

2013 年,野孩子乐队在麻雀瓦舍演出2013 年,野孩子乐队在麻雀瓦舍演出,摄影:高鹏

“新麻雀”让他想起豪运酒吧。在 Livehouse 这种更专业的演出场地出现之前,豪运酒吧是不少重要乐队在北京演出的最佳选择,那儿是个卖酒水的地方,但也粗糙地培养了摇滚乐文化,和最早一批民谣、摇滚乐迷。以至于后来,人们几乎无法在北京的 Livehouse 和音乐酒吧之间给出明确的差别。

但这些演出场地的日子不好过,却差不多是所有人都了解的事实。在三里屯南和五道口的几家悉数关闭后,北京出现了包括麻雀瓦舍、愚公移山、Mao Livehouse,江湖,疆进酒, D-22 在内的几十家演出场地,和老狼、周云蓬、小河、野孩子乐队、杭盖乐队、痛仰乐队、二手玫瑰这些音乐人相互帮衬。

现在,它们都得问一句:在北京, Livehouse 还能不能由着性子做下去?

1. 

4 个月前,麻雀瓦舍从双井的厂房搬出,宣告倒闭。在临近关门时,麻雀瓦舍每月每平米的房租从 1 块钱上涨至 5 块。因为乐队演出票房收入有限,单月亏空十几万元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大半年,起初的两位合伙人也早就离开。
钱昌坤打算把过去的热闹都忘掉,“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生活”。他颇有些自责但又决绝地宣布了关门这件事,静悄悄的。哥们儿张军约他去剧场看了一出糟糕的《天女散花》,紧接着,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电话是投资人打来的,麻雀关门的消息在微博上已经炸开了锅。
钱昌坤从未像那会儿那么忙过,他接受访问,东奔西走,看场地,谈条件。最多的时候,有两架摄录机同时跟着他,拍下他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连出租车司机都问他,怎么,你是名人儿?

钱昌坤大笑起来。“倒出捧出了不少名人儿”,他想起自己的好,觉得麻雀瓦舍配得上人们声势浩大的缅怀。要细说的话,有一大半人感激麻雀在他们籍籍无名的时候就慷慨地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个能容纳 1000 人的演出场地,还有一半怀念在麻雀有“老钱请客”,吃吃喝喝。

麻雀瓦舍的千人场地偶有爆满的时候麻雀瓦舍的千人场地偶有爆满的时候,图片来自麻雀瓦舍

10 月 26 日,麻雀瓦舍在工人体育场的美高美俱乐部重新开业。
钱昌坤站在台上。过去他是位相声演员,在台上嘴皮子从未露怯,但那天,底下有人喊着“摇滚不死”,钱昌坤说:“要感谢的人太多,一下子想不起来要感谢谁。”
乐队一声招呼,都发来了祝福。“五条人”乐队的茂涛记得当时用微信录了一段话,祝麻雀瓦舍生意越来越好。这些祝福一一应验。在 10 月底,“新麻雀”到 12 月中的场地都订满了。
钱昌坤对哥们儿张军说,“我要是知道麻雀关了能这么好,我早关了”。

2.

被称为“中国摇滚第一现场”的北京 MAO Livehouse 也要关了。

2008 年,脑浊乐队在北京 Mao Livehouse 演出2008 年,脑浊乐队在北京 Mao Livehouse 演出,摄影:高鹏

为了“避免像(麻雀)瓦舍那样的’猝死’”, 12 月 15 日,创始人李赤在微博上发了一封公开信。信里说:“北京 Mao 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和全体成员已竭尽全力地努力了4 个月。然而面对天文数字的租金谈判,虽然最后的努力还在进行,但已基本破裂,回天无术。”
徐增运可能是最快接受这个事实的。他是道略音乐产业研究中心的一名员工,这个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2 年之后, Livehouse 增加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乐队和观众增加的速度,出现泡沫。2014 年全年,全国 90% 的 Livehouse 每周演出不足 1 场,房租却还在持续上涨。
因为麻雀瓦舍关门的消息太过引人注目,道略音乐决定把一场讨论 Livehouse 未来的沙龙提前到 9 月。徐增运在那场沙龙上见到了李赤和另外 6 家 Livehouse 的负责人,李赤说,从开业至今,Mao Livehouse 的房租已经涨了 5 倍,他们正在想办法抵掉。
还是有人在沙龙的现场表现得对这门生意兴趣盎然。音乐众筹网站“乐童音乐”打算成为 Livehouse 行业的新成员,并在此前对 Livehouse 经营者做了调研。沙龙上,他们宣布了调研结果:仅有 25% 的被调查者认为成本上升是 Livehouse 关闭的主要原因,75% 的被调查者认为,还是要从运营者自身找原因——他们不了解如何商业化地运作一家 Livehouse,既不做连锁,也不做衍生品开发。
确实有成功的先例,从北京 Mao Livehouse 分离出来的上海 Mao 过去几年引入了资本,在杭州、重庆、昆明开出了连锁 Livehouse。
“但到场 Livehouse 经营者的想法不太一样。”徐增运说,他们对商业化方案没有太高的热情,即便情况如此糟糕,经营者还是带着情怀,总希望做一间有特色的、本地化的 Livehouse。

3.

钱昌坤的哥们儿张军说,他都能料到,“老钱”最后会被写成什么样的人。“他们可以把你写成一个放荡不羁,但才华横溢,热爱自由的这种人,他们也可以把你写成,嗜酒如命,又脱离不了北京旧俗文化的。”
张军过去开过一间“说相声的园子”, 钱昌坤是他场子上的艺人,他熟谙各个版本的《扒马褂》,随口是一段。在麻雀瓦舍开业初期,相声和话剧演出的占比和乐队演出也不相上下。钱昌坤说,那时候,市面上的 Livehouse 已经不少了,他仍然打算自己开一家,全因为他喜欢看现场。
张军有不同的看法。在喝下一大瓶牛栏山二锅头后,张军说,“我认为,他要能开个每天各种朋友(聚在一起)就好。他就是喜欢这种社交……可能他也喜欢音乐。”
麻雀二楼的场地一度打算用作静态展,但最终,钱昌坤找来了几位厨师,开出了一家新疆餐馆。餐饮理所应当会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老钱也是个不容小觑的生意人,1996 年,他就在中关村花三个月的时间挣了三十万。
但这个北京大院儿长大的老钱,尽在麻雀“招待朋友”了。150 斤 60 度的白酒放在麻雀,一个礼拜就没了。
这事儿却让钱昌坤颇为骄傲。他来了劲儿,说,麻雀是北京唯一一家请乐队吃烤全羊的 Livehouse,一年一百只烤全羊,花费都在十万元以上。钱昌坤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乐手那么在意麻雀关门,因为“乐手在别的 Livehouse 没有这个待遇。”
张军不想在这件事上和钱昌坤争出个对错,但他还是忍不住骂出了声。在麻雀关门的那段时间里,钱昌坤拒绝了一笔 500 万- 750 万的融资,“非要自己做”。
“你占股,在这儿干三到五年,品牌还是你的。你老钱是什么?你钱先挣了对不对,一年他妈两百万,甚至更多。不行!”张军皱着脸,把两只手叠在一起,拍得整个饭馆都在发响,“北京有句话,你们可能不懂,叫假骚逼。”
“有气节。”钱昌坤倒空了酒瓶里的二锅头,说,“你扔过来的钱,永远拿不回去。你干嘛给我投资。”

4.

演出场地“杂家”的创始人荣阿荣在七、八个欧美国家看过 Livehouse 的演出,他发现有一半的老板是酒鬼,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就买下一块场地,分期付款,大多数时间喝得半醉,倒在 Livehouse 里。

这样的场景也可能发生在 2000 年中期的北京——至少发生在那些 Livehouse 先驱经营者的设想中。类似于酷爱饮酒的标签还包括,“两个好朋友”的创始人高峰和刘淼过去是摇滚乐队的乐手,“Mao Livehouse” 的李赤爱听摇滚少听民谣, D-22 的老板 Michael Pettis 就是喜欢追捧噪音艺术。

2009 年,实验音乐人小河在北京 D-22 酒吧演出,墙上挂着他用石膏做的自己的脸,摄影:高鹏2009 年,小河在 D-22 酒吧演出,墙上挂着他用石膏做的自己的脸,摄影:高鹏

但整个城市的成本一直没有停止过上升,让事情发生了变化。
荣阿荣在两年前发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荣阿荣和乐队谈条件,要求他们支付一定数额的保底费用,来填补场地运营的成本。荣阿荣说,他知道很多人因此在背地里骂他,他承认他失败了,这批起初因为“贪玩”而建立起这个行业的人因为成本太高,“玩不起了”。
在这一波关门的浪潮后,Livehouse “去性格了,变成了一个机构。”荣阿荣说,“大家不会再谈论,这个地方的老板是谁。”
个人,连同场地的性格将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趋于标准化、制度化的 Livehouse 可能和日本的更相近,School 音乐酒吧的主理人刘非在 9 月的道略音乐沙龙上形容日本的 Livehouse “就像一个模具里刻出来似的”,挑高、舞台宽度、摆位、灯光、音响都一样。
不过,这个“模具”还包括:乐队需要支付 Livehouse 数额不小的场地费,演出需要桌子时,他们还得付钱,如果他们希望获取现场表演刻录的 CD ,Livehouse 又会多一笔收入。
2005 年,李赤去日本见识了一回。2007 年,他把这种叫 Livehouse 的东西带回了北京,硬件大致遵循日本标准,但在营收模式上稍稍做了改良,改成和乐队分享票房,Livehouse 占大头。很快,Mao Livehouse 就火了。

5. 

签约在音乐经纪公司摩登天空旗下的“五条人”乐队说起 2010 年头一回在麻雀瓦舍演出,有两件事让成员仁科和茂涛印象深刻。
一是,钱昌坤仗义,在钱昌坤的宴请席上,他们头一回喝到了牛栏山二锅头。二是音响设备和调音师在当年的行业水准中,专业得让人吃惊,麻雀瓦舍还专门找来了一位《影像视觉杂志》的前摄影师,他在全场摆放了四、五个机位。仁科说,麻雀瓦舍那次免费提供的视频录像比他们后来的各次都要好。

麻雀瓦舍演艺总监邵强请来了这位摄影师。2011 年来麻雀瓦舍之前,邵强在 D-22 酒吧负责演出统筹,他比钱昌坤更了解如何让一家 Livehouse 可持续地运营。和其他人的说法不同,邵强认为,钱昌坤起初开办麻雀瓦舍时, 100% 相信这是一门好赚钱的生意——他去了一趟当时最大的 Livehouse “星光现场”,被现场爆满的气氛给唬住了。

这门生意起初确实有迹可循。邵强靠着过去在行业内的人脉关系,还请来了当时已经在民谣圈里颇有声望的张玮玮和吴吞(舌头乐队)担任“五条人”的演出嘉宾。那时候,人们对于这支起于广东海丰的方言乐队的态度还挺谨慎,但“成名乐队带新兴乐队”的模式可以有效地对付这一点。这也一度是 Livehouse 得以持续“造血”并扩大影响力的方式之一。

过去几年里,这个办法却行不通了。经纪公司大批量地签下知名乐队,有意地控制他们演出的数量,并把演出安排在音乐节、剧场、体育馆之类的大场地。剩下的新兴乐队,可想而知,票房号召力微乎其微。
荣阿荣认为,到了这个阶段,Livehouse 需要更理性地去考虑和乐队的关系:“一场演出下面只有 100 个人、  80 个人,这不是日常性的,那时候大家都处在一个理想化的阶段,有人情,有关系。但是对于新人,这样的机会,我可能觉得已经过去了。”
在钱昌坤这儿,机会和个人主义还顽强地存在。他说,他一心想要给这些新兴乐队演出的机会,即便台下零星坐了几十个人,票房根本不可能覆盖满载量 1000 人以上的场地成本,而乐队也没有能力提供基本的场地保底费,结果就是“还不够赔的”。

“麻油叶”曾是一个让钱昌坤觉得“这么做值得”的绝佳例子。乐队成员宋冬野、马頔是这几年民谣圈里少有的可以称之为“火了”的音乐人。过去三年,“麻油叶”在麻雀瓦舍举办了三场周年演出。钱昌坤眼看着他们从最初卖出 60 张门票,发展成拥有整屋子 1000 多人观众的乐队。

2011 年,“麻油叶”在麻雀瓦舍演出,图片来自麻油叶2011 年,“麻油叶”在麻雀瓦舍演出,图片来自麻油叶

2014 年,“麻油叶”在麻雀瓦舍的三周年演出2014 年,“麻油叶”在麻雀瓦舍的三周年演出

如钱昌坤所料,“麻油叶”在今年签约了摩登天空。但这家如日中天的音乐人经纪公司把“麻油叶” 2016 年的周年演出移出了麻雀瓦舍,安排在工人体育馆,在12 月 31 日那天,将有 5000 名乐迷为此购买 280元 - 680元不等的入场券。过去,他们还是个小团体,只用支付 100 元左右就能在麻雀瓦舍听一场演出。

6. 

摄影师高鹏觉得,北京的 Livehouse 行业并没有出现问题,开关是常有的事儿。只不过,它日趋成熟,并孕育了一个更大的音乐消费市场,以至于一个转移正在发生:观众跑去了数量日益增多的音乐节和剧场,寻求一种“更体面”的观赏方式。

当这些从 Livehouse 中来的观众来到更大更成熟的演出场地,他们不被允许随意倒地。高鹏在 2008 的音乐节上拍摄了一个躺在地上听 Carsick Cars 演出的女孩儿,但很快她被保安强行拽起。

2008 年音乐节,倒地听音乐的女观众,后被保安强行拽起摄影:高鹏2008 年音乐节,倒地听音乐的女孩儿,摄影:高鹏

2008 年音乐节,乐迷和保安,摄影:高鹏2008 年音乐节,乐迷和保安,摄影:高鹏

在 Livehouse 经营者真正面对的难题中,“地下音乐”和监管制度之间的矛盾可能是重要的一点。
如果不是一场“明正言顺”的演出,李赤说,他们不敢大肆宣传,并且要开发更多非大众的销售渠道。即便是音乐节最主要的销售网站“大麦网”也不在选择列,这些愈加主流的网站总会老道地质问,“你报批了吗?”
钱昌坤因此在警局里坐了一回。那是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在 2014 年 3 月的一场演出。钱昌坤记得,那一回麻雀瓦舍硬是塞进了 2000 人。警察事先并不知情,当他们赶到时,入口被堵得死死的。“不许办,必须停。”警察说得不留余地。
“我说,如果乐队停了,这帮人就疯了,肯定出事。反正你也挤不进去,我告诉你一办法,我跟你走。我去公安局,我在那儿坐着,这边只要一出事儿,你当场就拘我。”钱昌坤说。
很难估计,北京 Livehouse 每年被叫停的演出有多少场,但经营者们都表示,这不是个小数目。荣阿荣感到沮丧,这也影响了在 Livehouse 演出的新兴乐队营造的自由气氛,让它最终变得没那么特别:
“你可以在台上骂,但你知道外面是警察在维护秩序,控制着人的情绪,不能让人过激。结束之后,还是一瓶青岛,话题迅速地可以转到‘接下来去哪儿玩’,就像这个事儿没发生一样。”

7.

11 月底的美高美酒吧,“两个好朋友”的创始人高峰和“杂家” 的创始人荣阿荣在迷幻摇滚乐队“暗湖”的演出中寒暄了几句。他们相识多年。阿荣听说,高峰成了麻雀瓦舍的新合伙人。
高峰和钱昌坤正商量着再将麻雀瓦舍搬去别处,他们理想中的“新麻雀”交通便利,不要太远,层高要高,地方要大,不要扰民。
邵强认为,“新麻雀”应该容纳 300-500 人。过去,麻雀瓦舍吃了不少大场地的亏,当新兴乐队的演出只招来不到 100 位观众时(这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麻雀瓦舍的成本远高于中小型的 Livehouse。可钱昌坤还是要打算按老办法做一只新麻雀——得呆下至少 1000 人。在过去,他习得了一种“捧角儿”似的经验:当 1000 个观众塞满整个场地时,就意味着这支乐队火了,很快会有经纪公司来签下他们。他得见证这个时刻。
整个行业内,只有包括乐视在内的少数几家公司还有开办大型 Livehouse 的念头,即便签下了大量民谣、摇滚乐队的音乐经纪公司摩登天空,新开的演出场地也只有 300-500 人的规模,还将同时用作静态展览。
这些 Livehouse 离摩登天空有多远?几乎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Mao Livehouse 签下了“逃跑计划”乐队,这也是他们签下的唯一一位音乐人。过去,有人建议钱昌坤转作经纪,但钱昌坤知道自己的运营能力和对乐队的认知在行业里都不值一提。他不过喜欢听现场,就“一时兴起”做起了麻雀。当成熟乐队和 Livehouse 逐渐告别后,在邵强看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只做新兴乐队的“孵化器”。
这个晚上,钱昌坤在北京南三环的一家饭馆里喝着酒,唱起“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布于 1991 年的《姐姐》。八九十年代是属于他们的音乐时代,当崔健在偌大的工人体育场撩起裤腿,台下的钱昌坤也还是二十多的年纪,留一头染黄的长发。可即便那时候,一个道理也已经开始变得明晰:人们认为最酷的事情是,越酷的音乐也越可能成功。成功意味着流行和规模。

饭馆外的北京,大雾昭昭。钱昌坤说,因为 Livehouse 做不了该做的事儿,这件最酷的事情已经好几年没有发生了。

   

* 文中张军为化名。封面图片、文中部分图片经由摄影师高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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