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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爱德华·斯诺登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高宇馨2014-07-22 23:20:00

斯诺登在俄罗斯过得还不错,他参加黑客大会、推进公益组织,还读读托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俄语。“棱镜门”事件之后,斯诺登再次接受《卫报》专访,除了精彩的逃亡生活,还有更多内幕爆出。

没有人知道斯诺登心里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对于外界来说,他本人的存在就是个巨大的未解之谜。

2014 年 5 月,《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爱德华·爱波斯坦来到香港,调查斯诺登在港期间的主要行动。将近 1 年前,斯诺登从香港搭乘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后来所有人都知道他去了俄罗斯,并成功得到了为期一年的临时避难许可。

还有 9 天,也就是 2014 年 7 月 31 日,俄罗斯提供的临时避难许可即将到期,斯诺登的去留再度成为焦点。在上周六举办的“地球黑客大会” (HOPE)上,斯诺登在莫斯科通过视频向数百名黑客发表讲话,呼吁黑客开发简单易用的反监控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政府监控行为。

最近,斯诺登再度接受英国《卫报》的专访——这也是他最初选择曝光“棱镜门”的地方——谈起了过去 1 年在俄罗斯的生活以及更多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内幕。

在俄罗斯低调生活,不必为钱担心


2013 年 10 月 31 日,Business Insider 刊登了一张斯诺登在莫斯科一艘游船上的照片,斯诺登承认在照片中看起来不是很开心。但是他在俄罗斯的生活却并不如外界所想像的那样封闭。

“我不会在出门之前特意伪装一番,”斯诺登告诉《卫报》记者,“事实上我跟外界接触并不少,但是我不想成为一个名人,我不想走上大街所有人都注意到我,所以我不在媒体上露面。”

斯诺登否认了在俄罗斯机构中工作的传闻,目前大部分他的开销来自过去的积蓄,和这一年来获得的各种奖金,“至少现在还不用为钱担心。”他说。

斯诺登承认,虽然没有感到受到监视,但有理由相信有很多眼睛在注视着他,也许不只来自俄罗斯。处于这样一种身份中,小心谨慎十分必要,“你要留神,即使在监视之中,也不能泄露敏感信息”。

除了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学习俄语,斯诺登也开始阅读政治书籍,毕竟在大洋另一边,有关他是叛国者还是爱国者的争论一直存在。

揭露过程精心策划,但避难完全靠运气

尽管我们最终所看到的“棱镜门”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但斯诺登透露这中间其实经过精心策划。

“整个揭露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也许有人认为我会被陷害,但是在记者手里的东西会被拦截下来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除非记者自愿把它泄露给政府。”斯诺登说。

相比爆料时的深思熟虑,之后的出逃要显得仓促不少。“所有人都认为我到香港是我避难的第一步,他们确信下面的每一步都已经精心计划好,以确保我能躲避所有的麻烦。但事实上不是。我的使命就是把信息揭露给媒体,一旦完成了这个使命,我的计划就终止了。所以那之后我感到很平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是去厄瓜多尔还是在俄罗斯避难。”斯诺登说。


(图为斯诺登 5 月在莫斯科接受 NBC 晚间新闻主持人 Brian Williams 的独家专访。)

但在过程中他依然保持着超乎常人的冷静和克制。

“我没有隐藏我去过哪里,我只是尽量不被人提前找到,因为如果他们提前得知我的计划,他们就有可能歪曲整个故事,让我看起来像一个精神病人。所以我非常关心信息发布过程中的延迟,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完整地呈现。(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我不许自己犯任何错误。” 斯诺登说。

人会说谎,但数据不会说谎

斯诺登向《卫报》透露自己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职业生涯。刚开始他只是检查系统确保它们正常工作,后来他开始设置它们的用途。他的“分析师”身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分析师的工作就是指定被监视的人和组织。

在国家安全局,他学会了用数据做出判断,而不是内容。

“传统的监听关注你说了什么,在现在,只要拥有你何时打了电话,给谁打电话,打了多长时间等基础数据,就可以做出推断。监听内容通常都用不上,因为人们会在电话里撒谎,或者使用密码语言,但是数据不会说谎。”只有到了监听的最后,才会有人开始关心你说的内容,在那之前,一切信息都储存在数据库里。“在我工作的时候每一个普通人的信息就要被储存长达 5 年,现在只会更久。”

把朋友、家人、老师这些普通人的隐私储存在数据库里,斯诺登从那时起开始对监听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他尝试和其他人交流过,那些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同事,也都是普通人,他们说“对对,你说的对,确实有点越界了,不过说出去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的。”

而这项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工作其实在很多方面都缺乏保障。“为了保密,我们没有和国家安全局直接签劳动合同,只是一个一个的独立承包人(private contractor)。这意味着如果我被解雇的话,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每个人都知道这点,每个为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人。”
科技发展不应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

目前,斯诺登正在推进一个保护新闻自由和信息安全的组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些保护记者交流安全的工具”。

他不断强调着无孔不入的入侵和渗透,但是当问及“科技的发展是不是一定会牺牲隐私”的时候,他说不,隐私是可以被保护的,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揭露隐私被侵犯的严重性。

“没有监管的机构最终会走向权利的滥用。”斯诺登说。他对国家安全局的态度是尽管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比如说消除恐怖主义,但是一旦监控的范围超出了原本的目标,变成了普通人,监控的重点从国外转向国内以后,性质就变了。

从事监控工作的人很多都是18 岁至 22 岁左右刚刚入职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隐私保护上的重要责任,有时甚至会相互传阅拦截到的裸照。

“有人可能认为这不会造成伤害,当事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照片被看过,但根本问题是获取个人隐私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造成了伤害。”斯诺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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