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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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发布新规，向发电厂的碳排放宣战。这引发了美国政界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新规对美国碳排放、煤炭行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上。

但在 10000 公里以外，一场与碳排放更为相关的讨论正在进行。在北京，学者兼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在一次会议上说，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将首次引入碳排放的“绝对上限”。

他的言论和这个简短的信息让人们猜测，这是否代表了政府的政策，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伴随着旷日持久、常有激烈争吵的延缓气候变暖进程。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并不在于美国是否会尽力停止使用煤炭，也不是美国经济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速度能有多快。

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在于，中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程度能有多深，以及又将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人们都希望美国承诺削减碳排放能对气候变暖产生决定性作用，但这一切的前提，都基于中国的回应，以及其做出削减碳排放的积极行动。

众所周知，预防气候灾难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它占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以上。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去年发布的最新基线预测，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将和今天美国全国的总排放量相当。

但中国面临碳排放挑战的规模仍不明朗。也许将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总结成四大原因，会有助于最好地理解这一问题：人口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每一美元收入所需的能源量，以及每一单位能源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推算，即使假定中国人口在未来 30 年内不再增长，其经济增长所伴随而来的能源效率增速也会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快；即使中国能源去碳化的速度快过近乎全世界任何国家，它到 2040 年的碳排放仍将大大多于现在。

为了实现人均经济增长年均 5.7% 的目标（这大约只是中国过去 10 年经济增速的一半），到 2040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从 2010 年的 80 亿吨，猛增至将近 150 亿吨。

中国大概会加快去碳化的过程。虽然中国政府还没有设置碳排放上限，但它已经认识到了限制不断上涨的碳排放的必要性。不过加快进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中国将需要许多新的技术来辅助这一进程。

或者，中国也可以大大降低经济增速。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 1/5，政府不大可能走这条路。

美国或者其他哪个国家可以做点什么，加快中国走向低碳的道路吗？

世界各国首脑将在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碰面，共同发起一个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并在明年巴黎峰会上签署。

这些国家经历了一场大挫折。2009 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可以说宣告失败，因为中国等大的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法律上关于碳减排的约束性承诺，原因是这样做会限制它们的未来发展。

今天，关键问题依旧存在：如何让中国或者印度这样的国家实质性地参与到碳减排里来？争论似乎还是卡在差不多同样的地方，各国都在强调某国应该为某事负责。既然过去数十年里靠向空气里排放碳而变得富裕，那么如今的富裕国家应该承担多少碳减排任务？既然碳排放的增速最快，那么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又该承担多少任务？谁又该为制造一个小东西排放的碳负责？是制造它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购买它的发达国家？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4 月发布了最新的报告，给出了碳排放责任分配的几条建议路径。如果从 18 世纪开始算，只计算工业和能源生产排放的碳，在所有人类排放到空气中的碳里，美国将对其中 1/4 以上负责。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将对其中 10% 负责。

但如果从 1990 年开始算（那时全世界才意识到二氧化碳是个问题），把从土地使用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也算进去，美国只占到 18%，而中国的份额则上升到 15%。毫无疑问，富国穷国都不同意对方的算法。

幸运的是，美国似乎从过去气候谈判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1997 年，参议院还没等致力于减排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最后定稿，就投票否决了它——决议正式督促白宫，除非《京都议定书》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法律承诺，否则不要在它上面签字。

而与此相反，奥巴马政府关于发电厂的新规定中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通过单方面让美国承担减排任务，有可能得到更多回报。

哥本哈根大会结束，各国离开时，并未能商定约束性减排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议毫无建树。几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做出了非约束性自愿减排承诺，虽然并非所有承诺都能兑现，但这种单方面自愿的姿态可能预示着未来道路的方向。

和往常的傲慢不同，美国随后保证，到 2020 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 2005 年下降 17%。这一承诺将减少 10 亿吨碳的排放。长于经济建模的美国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能源板块主管特雷沃·豪瑟尔（Trevor Houser）通过计算得出，美国的这一承诺很关键，它能带动其他国家承诺减少 20 亿到 50 亿吨的碳排放。

“这个杠杆效应可不算差了，”他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领导层是想从其他国家吸引到互惠的行动。”

这可能会为未来的谈判提供一个有益的先例。毕竟各国不能像承诺消除关税壁垒那样，承诺削减碳排放。硬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税，可能会影响各国追求更高目标的信心。公开的自愿承诺，再加上严格而透明的监控，可能会更加有效。

尽管如此，目前的方法是否能把我们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仍旧不得而知。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兑现在哥本哈根的承诺。在福岛核泄漏之后，日本停止了国内的核能发电，所以它兑现承诺就会落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它们新的保守派政府对前届许下的承诺已经失去了兴趣。

美国也才兑现了一半承诺，这还是靠深度经济衰退导致能源需求下降才达到的。要想不食言，还需要更多像发电厂规定这样的措施。“我们得有更多的行动，”说话的是凯特·拉尔森（Kate Larsen），她是美国国务院前气候谈判专家，现在是荣鼎咨询公司主管气候变化方向的负责人。“事情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最重要的是，哥本哈根大会上的承诺根本就不算大。比如，中国承诺提高碳的使用效率，但在碳排放方面却未做任何承诺。在这方面，中国必须做到更多。

美国官员很有信心，觉得做出单方面的减排承诺可以说服中国做出真正的承诺，从而有可能把全球温度控制住。

但它带来的激励作用也就仅限于此了。对于中国来说，决定生存的问题在于：能否在去碳化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中国很有可能选择后者。

事实上，在他的话在全世界传开后不久，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就发表了一个澄清声明：他并非在传递政府政策信息。“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也不代表政府，”他说。

中国政府还在思考，参与气候协定，自己究竟是否承受的起。

翻译 is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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